广州书院史话（17）广州自古以来商贸活动都十分活跃，海内外商贾咸集，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商品集散地。乾隆年间朝廷封闭闽、浙、江三个海关，仅保留粤海关一口通商。全中国的对外贸易，几乎都流向了广州十三行。全盛时期，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行，岂止13家，多达26家。从一首流传下来的竹枝词，为我们展现了当年的商业盛况：“粤东十三家洋行，家家金珠论斗量。楼阑粉白旗竿长，楼窗悬镜望重洋。”（乐钧《十三行》）翰林院侍讲学士广东督学彭邦畴在《重修梅州试院记》中，形容广东人“四民之中，商贾居其半”。这种现象，在省城广州更为突出。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，鉴于广东有太多寓居的商籍子弟，需要有藏修息游之所，特准地方官学开广东商籍学额。但府学、县学名额毕竟有限，因此便有了开办书院的迫切需求。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，盐运司范时纪和广东的盐商协商，在省城开办一所专门供盐商子弟读书的书院。大家无不欢天喜地，纷纷解囊。范时纪也捐出自己的俸银，官商合捐银四千六百两（次年又再筹得银四千两），在布政司后街（今广中路）买下一座旧园林，兴建起规模宏大的越华书院。 越华书院故址越华书院的格局，坐北向南，四进式，大门临街，门匾“越华书院”由两广总督杨应琚所题，二座为大堂，三座为讲堂，后座为先贤祠，两旁为学舍。西侧有“红云明镜”亭，启馆时供官员作歇息之处，后面是一片庭园，有司禄楼，下供文昌帝君神位，上为书楼；南侧有芭蕉园、监院居室；西侧为山长居室，门临荷花池，荷翻翠盖，花气氤氲；池畔有“风来水面”亭，卉木环绕，堆红积翠，阴时屯香晴屯凉，环境十分幽雅，据《越华纪略》载：“时当始创，人少地荒，水色天光中，净绿满庭，微凉四匝，檐前铁马，风过铿然……襄琴伫月，瀹茗烹烟于此间，少获佳趣，长斯院者，亦每次幽胜惬心，咸喜就聘。”何梦瑶是越华书院的首任山长。他执掌过粤秀书院，有丰富的书院管理经验。第二任山长冯成修，也做过粤秀书院山长。他是广东南海人，字达夫，号潜斋。乾隆四年（1739）进士，选庶吉士，充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福建副考官，升礼部祠祭司郎中。越华书院创办那一年他担任粤秀书院山长，继而接掌越华书院。 何梦瑶的浮雕冯成修学识渊博，有七步之才，坊间有很多他的故事，妙趣横生。据说他常与高宗对弈为戏。有一回，君臣在御花园对弈，一鹤翩翩飞来，高宗要冯成修以来鹤为题赋诗。冯成修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：“远望天边一鹤飞，朱砂为顶雪为衣。”讵料话音未落，鹤已飞近，大家一看，原来是只灰黑鹤，不禁面面相觑。高宗故意沉下脸说：“分明是灰黑色，你却说是白色，岂非欺君？”冯成修脑子急转弯，马上续出后面两句：“只因啄食归来晚，误入羲之洗砚池。”众人无不叹服。 冯成修掌教越华时，年逾半百，正是春秋鼎盛之际。他并不因越华书院是为商人子弟而开，便有丝毫轻慢，反而处处设定高标准，要求越华书院向粤秀书院看齐。他把自己在粤秀书院制订的《粤秀学约》，移植过来，严格执行，学约有十三项：一、端士习；二、立志向；三、崇正学；四、重小学；五、敦实学；六、崇实学；七、重师友；八、立课程；九、看书理；十、习举业；十一、正文体；十二、正题目；十三、习诗学。时粤秀书院设有两名监院官，他也要求越华书院设两名监院官；粤秀书院每月初三为官课期，十三、廿三为师课期，越华书院也萧规曹随，全盘照搬。 昔日书院，今日街巷越华书院授业，以立品敦行为重，读书作文，须以程、朱为依归；论八股制艺，则以先正为标准。经过冯成修悉心经营，越华书院名气愈来愈大，最初只设膏火30名，后来要求入读的人愈来人愈多，冯成修便向督抚大吏要求增设学额；因此，时人把越华书院与粤秀、端溪并称为广东三大书院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，94岁的冯成修赴京出席皇帝御赐的“鹿鸣宴”，翌年在家中安详去世。哲人虽萎，但他种下的树，却已枝繁叶茂。而他的名字，则在悠悠岁月中，被人们渐渐淡忘了。在广州恒福路附近，有一座古老的坟墓，依山而筑，祭台两侧竖立着一对高达四米的圆柱形花岗岩华表，上饰浮雕云龙纹，直指苍天，气势不凡。附近居民都说墓主是洪秀全的老师，直到2004年前后，考古工作者才发现，那是冯成修的墓。但却没有几个人知道冯成修是谁，更别说他有什么风绩了。时间就是如此残酷。在越华书院的山长中，有一位来自广东钦州（现属广西）的壮族学者，他的名字叫冯敏昌，字伯求，号鱼山。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进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。他是一位大旅行家，做官四五年，远游七年，走遍大江南北、名山大川，金石学家翁方纲说他：“衣食奔走于四方，遍游五岳，穷探奇险。其游太华苍龙脊攀絙索而陟千仞，昔人危栗咋舌处，犹手拓铁絙题字”。（《冯鱼山诗集序》）冯敏昌在父亲去世后，丁忧三年，不再复出，一心在岭南执教。他曾在端溪书院主讲，嘉庆六年（1801）执掌粤秀书院。当他离开肇庆时，当地士人为他摆下的饯行酒宴，多达几十席，相连十里，几乎全城商店都为之停业。在述及自己的从教生涯时，冯敏昌有这样发人深省的话：“今夫书院之设，所以育才，尤以畜德为先。”（《好德堂记》）他认为讲圣门之学，大抵就事上见心，又顺理成章，至公无我，可以处处推广，目的在于求仁。因此，他把行迹鄙秽、学殖旁落、功名蹭蹬、家事削弱、子弟失教、受恩莫报、省运不振、效忠无术、正世无才、没世无称、总成不孝，视为人生在世的“十一大耻”。冯敏昌每天闻鸡即起，危坐读书，与“诸生切磋专经致用以期实学”。无论在哪个书院讲学，他都会以《端溪书院学规》为绳检，“正学宜先讲，志向宜先立，品行宜先敦，义利宜先辨，礼仪宜先习，五经宜背诵，书理宜疏通，文体宜先正，诗赋宜究心，书艺宜得功，诗学宜兼及，训诂宜先通，课程宜各立，应课宜自勉，出入宜节少，是非宜力戒”。清代的书院，是为科举服务的，只教时文制艺，但冯敏昌则增设经策论题课，研究地方利弊。经世致用的风气一开，甚于迅雷，思想界顿时呈现海立云垂之势，龚自珍、魏源、林则徐、郭嵩焘、徐继畲、梁廷枏等经世派思想家相继崛起，然追溯源头，冯敏昌实为开路先锋之一。冯敏昌是一位感情十分细腻的人，对于师友，赤诚相见。己善，亦乐人之善；己能，亦乐人之能。他的师长钱载、朋友张锦芳去世时，伤心痛哭至吐血。情深如许，旁人不禁也陪他掉下两行眼泪。他掌教越华书院时，宋湘是粤秀书院的山长，两所书院近在咫尺，两位儒者更是惺惺相惜，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，商榷疑难问题，互相表达钦佩的心情，建立了深情厚谊。冯敏昌殁后，其门人把他的诗册稿本送到京师，请在京的翁方纲、宋湘等人斟酌选定，辑成传世的《小罗浮草堂诗集》。他生前经常用自己的钱为书院修葺门窗、桌椅，但他留给家人的遗产，却只有三十几张典当票据。儒者的渊清玉洁，一至于此，令人欷歔叹息。 嘉庆二十二年（1817），大学者阮元出任两广总督。他在广东一共待了九年，但对地方文化的贡献，不可胜数。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创办学海堂，成为广州最负盛名的书院之一，他还有一项大功德，不太为人提起，就是主持编修《广东通志》。这部《广东通志》，被后世公认是质量最好的广东志书，编纂者都是由阮元精挑细选，亲自指定的。在四位总纂中，有三位是广州书院的掌门人——陈昌齐曾任粤秀书院山长，谢兰生曾任粤秀、越华两书院山长，刘彬华曾任越华书院山长。在分纂中，吴兰修曾任粤秀书院监课，曾钊、吴应逵后来担任过学海堂学长。都是名重一时的鸿儒硕学。刘彬华，字藻林，号朴石，广东番禺人。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中举，当时他才15岁，与他同一科乡试中举的，有一位98岁高龄的老人。老少同榜，年龄相差83年，有人赋诗云：“老人南极天边见，童子春风座上来”。这也是科举史上一件趣闻。嘉庆六年（1801），刘彬华中进士，选庶吉士。散馆授翰林院编修，但他却绝意仕进，飘然返回家乡执教。他在嘉庆九年（1804）出任越华书院山长，并先后主讲越华、端溪、羊城诸书院凡二十余年。他任事不辞劳苦，勤于课士，尽职尽责，教导生徒，要学行并重，善始善终。越华书院设生童正外课生，虽然已从最初的30名，增加至50余名，但由于书院名气很大，上门报读的人络绎不绝，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求学的需要，刘彬华向督抚争取增加学额至150余名。他在越华执教六年，成绩卓著。按朝廷规定，有成效者可奏请议叙，给予加级、记录等奖励。但刘彬华却以“授徒儒生，分内事”为由，婉言谢绝了议叙。刘彬华一生不愿做官，惟愿从事文教事业与地方公益事业。其性情的温恭，蕴藉，敦厚，通达，平正，润泽如玉，为他赢得了“粹然儒者”的口碑。他在世时曾从容谈及身后事，遗嘱死后不鼓乐，不买水，不作佛事，家祭不杀生，出殡人夫不得过百，不刻行状，不撰墓志，不刻诗文集。一丝不挂而来，两袖清风而去。谢兰生，字佩士，号澧浦，别号理道人，广东南海人。嘉庆七年（1802）进士，选庶吉士后进学于常庶馆。但他也是无心仕途，未满三年，借父老无人奉侍为由，辞馆返粤，迭主粤秀、越华、端溪三书院讲席，终日舟车劳顿，奔走于广州与肇庆之间。 谢兰生据谢兰生家乡的《里水镇志》所载，谢兰生既是一位大画家、大书法家，也是一位大诗人，“诗学东坡，少时曾经有‘师事大苏’小印；书法师颜鲁公，参以褚遂良和李邕笔法；画得吴仲桂和董香光的妙趣，用笔雄俊有奇气。诗文与黄培芳、张如芝齐名。擘窠大字，当时无能出其右”。谢兰生讲学，奉程朱理学为宗，他认为周敦颐主静，程颐静坐，朱熹明心，都是敬一之学，所追求的精神境界，当如潦水尽而寒潭清，烟光凝而暮山紫，一派澄明透澈的气象。这些岭南学者，无论是在书院讲授圣贤学问，还是在从事编纂通志这一类地方文化事业，处处显出志洁行芳、学养纯厚和襟怀洒落的一面。有这些文化的精魂在，谁能说岭南是文化沙漠、蛮荒之地呢？清道光年间，越华书院又来了一位风度翩翩的学者——梁廷枏。他是顺德人，字章冉，号藤花主人。他出生书香世家，幼年随父亲入西樵山静习，把父亲的书全部读遍。14岁那年，父亲去世，他迁居省城，在光孝寺读书，可惜屡试不第，以副贡终，转而潜心通古训，考制度，辨名物，在儒林有雅望，担任越华书院监院。当时大清王朝的国运已转趋衰微，由于朝廷坚持“薄来厚往”的外贸政策，以致出现巨大的逆差，英国人为求暴利，便做起罪恶的鸦片生意，甚至以战争相威逼。列强的恶行，令朝廷更加疑惧，竭力想关上国门，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。而闭关锁国政策，令一批头脑清醒的士大夫，有危急存亡之忧，从而产生强烈的变革要求。而变革又受到顽固守旧势力的抵制、反抗，演成激烈冲突，不断消耗国家的正能量，令外患进一步加剧。中国的近代史，就像连环套一样，一环套着一环，在古老的土地上，渐次展开。 谢兰生的花卉四屏道光十四年（1834），两广总督卢坤在越华书院设立海防书局，延聘梁廷枏为参修，编纂《广东海防汇览》四十二卷。这套书本来是由卢坤主编，但还没开始动笔，卢坤便病逝了，梁廷枏在巡抚邓廷桢的支持下，把全部工作扛起，经过两年时间，查阅了无数的文献资料，几乎是以一人之力，完成了这项意义非凡的工程。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，到广州查禁鸦片时，驻节越华书院。梁廷枏举家迁出书院，为林则徐腾出房舍做行辕，但林则徐却看重梁廷枏的知识才华，常邀他到行辕倾谈。梁廷枏把海防资料一一绘制成图，交给林则徐，作为整饬海防的参考。为了了解当时的社会舆情，林则徐请梁廷枏召集了越华、粤秀、羊城三所书院645人，借考棚进行一次“观风试”，也就是对鸦片贸易、民情吏治的问卷调查，对林则徐的决策，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。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梁廷枏补为学海堂学长。他所编写介绍英美等国情况的《海国四说》、《粤海关志》和《夷氛闻记》等书，朝野争相阅读，有着广泛的影响。对鸦片战争，南方人的反应，比颟顸顽固的朝廷，要敏锐、迅速得多。南方人是最早被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的人，也是最早意识到变革是中国唯一生路，并把变革付诸实行的人。鸦片战争之后，广东成为海防前线，中国的外贸重心移到上海，广州的商业一落千丈。曾经由商人捐资、接收商人子弟的越华书院，亦一天不如一天。书院的斋舍讲堂，因经费穷绌，颓败失修，又屡屡被官府侵占。教学条件日渐恶劣，请不到名师大儒主讲，其地位便逐渐被学海堂、菊坡精舍、应元书院等取代；地位愈低落，愈吸引不到名师大儒，于是陷入了恶性循环。光绪年间担任越华书院山长的叶衍兰，以诗词闻名，为清代词坛“粤东三家”之一，人称“南词正宗”，据说“工小篆，常以吟唱为乐”，绘画人物仕女，尤精摹写。然而，执掌书院，不问学术建树，而只以琴棋书画见长，能无滔滔浪淘之戚？书院的没落，遂成不可逆转之势矣。